台湾医药分业的挣扎
台湾行政院于1989年提出实施全民健康保险，作为政府扩大社会福利、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经过数年规划，于1995 年正式实施。全民健保制度实施两年后的1997年开始推行医药分业，即医疗机构不设药房，医生专职诊疗、开立处方，由社区药局的药事人员负责调剂及药物咨询。
可是，医药分业政策在医与药两大利益团体的抗争中，始终争议不断，医师公会、药师公会走上街头抗议，展开对处方调剂权的争夺。最后当局为平衡各方利益，通过了医药分业分阶段、双轨制的实施方式。
双轨制是指允许医院诊所设立药局聘请药师调剂，同时也允许药局药师执行调剂业务。因此出现了大量的医院诊所自办的开在医疗机构门前的“门前药局”。
据中华商店经营发展协会理事长龚荣茂介绍，目前台湾医院处方流入医疗机构之外的药局调剂的约仅35%，而扣除慢性病连续处方笺，则只有7%流到小区药局。这让原本被寄予厚望的医药分业似乎一下子回到了从前，台湾不少人士甚至认为该模式下的医药分业是“完全失败”的。
龚荣茂向《中国药店》介绍，台湾实施双轨制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利益因素的存在，医疗机构不情愿将之拱手让人。如此环境之下，主要以接受健保处方调剂为主的社区健保药局，不得已进行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暗箱操作，为了吸引医院处方的流出，必须与医生建立良好的客情关系，可是，向来处于弱势的社会药局依然全面败于医院。个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制度原因。医师看完病患后会瞩咐患者在医疗机构附设药局(即“门前药局”)直接取药即可;二、社会原因。医师社会地位和权威性优于药师;三、利益原因。部分健保药品(即大陆的基本药物)有药价差;四、法律原因。出现药物使用失误，一般追究医师的责任，而非药师。
值得注意的是，“令人失望”的医药分业，败于“门前药局”的现实，令台湾药品零售业不得不向非药领域谋求发展，取得了多元化经营的突飞猛进。眼下，台湾药店仍然在药品多元化经营的深耕中，盼望医药分业的“彻底化”。
日本医药分业绝处逢生
日本零售研究所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柳伟雄向《中国药店》介绍，日本的医药分业总体较为彻底，如今，日本的医药分业率已达60%以上，以2009年为例，全日本共开出11.56亿张处方笺，其中7.22亿张在非医院药房(社会药房)实施，医药分业率为60.7%，近年来，这一趋势还在进一步提升。
但是，日本经历了几乎与台湾一模一样的“失败”过程，“门前店”垄断了医院处方笺，令社会药局备觉尴尬。好在日本政府此后及时发挥主导作用，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施扭转困局。
日本战后在美国占领当局指导下引入了医药分业制度，于1951年修改了战前的药师法与药事法，1956年又做了更进一步修改，使之在法规上明确医药分业，从法理上讲这一年应被视为法定医药分业元年。
但此法遭到了日本医师协会的抵制，在实施上困难重重，最根本的仍然是利益问题，药品销售隐藏的巨大利益使医院不愿完全放弃药房这颗摇钱树，于是与医院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门前店”便应运而生。所谓“门前店”是指开在医院周围的药店(大多系医院的关系户)，医生开出处方并建议患者持处方笺到这些“门前店”取药，药品销售利益由医院与“门前店”共享。
尤其是进入60年代，因几起重大药物事故导致当局加强对治疗性药品的严控，规定大部分治疗性药品须由医生批准方可销售，由此进一步缩小了普通药店(非门前店)销售药品的经营空间。于是大批普通药店踏上了转向多元化经营的超级药店之路，而医药分业仅仅流于形式并未真正展开。
在此背景下，为改变当时局势，日本厚生省于1974年推出新政策，规定医生开具处方笺的报酬由原来的10个点大幅上升至50个点，大大提高了医生诊疗收入及处方笺外流比例。因此，日本医药界将1974年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医药分业元年，或称之为第一次医药分业。
日本此后于1992年实施新的药价计算制度，以主要品牌药品的加权平均价(上下浮动幅度)加上库存等管理成本来定价，大大缩小了药品差价利润，使医疗机构经营药品的功能进一步减退，从而进一步推进了医药分业的实施。
日本的医药分业时间跨度较长，但每一步棋实则都惊心动魄，从中不难看到政府在医药分业过程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通过推出各种政策制度促使医院逐步退出药品销售领域。这对中国大陆推进医药分开有着实际的指导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并未采取强制措施，也不存在“一刀切”的现象，只是通过政策巧加引导。比如说，针对医院与“门前店”曾有各种形式的利益纽带关系，日本厚生省为维护药品零售业的公平竞争，于1993年颁布了禁止医疗机构与“门前店”有经济上、劳务上、物品上的暗箱交易政令，从而有效阻止了这一现象的进一步蔓延。
柳伟雄认为，台湾医药分业的当前情况就是日本当年的翻版，随着制度的完善，相信台湾医药分业也会趋向更公平、更合理。而目前中国大陆或将实施的医药分业估计会更独特，要么政府指定(医保)取药地理范围，要么由医疗机构指定甚至开具处方笺的医生推荐与自己利益相关的药店取药，也许前者可能性更大。至于哪些条件决定走向，无疑是各自的利益驱使，作为政府管理机构侧重于便于管理以及社会公正性，作为医疗机构或医生侧重于自身利益，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就决定了医药分业难度之大远胜于发达国家或地区，无法一蹴而就。
